寻找沈从文本“《唐后行从图》”

画里的服饰、建筑、器物等,对鉴别绘画的真伪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举例来说,一件宋画,是绝对不可能描绘有明代的服饰、建筑、器物的,如果有,那么这此作最早应是明而不可能是宋;而明画却可以画宋代的服饰、建筑、器物等,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沈从文(1902—1988年)先生是我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依据大量可靠的考古出土材料,并结合文献,大致梳理了古代各时期、各阶层的服饰装束,堪称一部“服饰史”,其中不乏依据服饰对传世绘画进行断代的成功案例,如《北齐校书图》《萧翼赚兰亭图》《文苑图》等,皆论述有据,结论可信。

对于“《唐后行从图》”(下文简称“《唐后图》”),沈从文在书中考证道:“旧传张萱绘《唐后行从图》,幞头虽长脚,圆领衣内仍加衬衣外露,原画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武瞾头上凤冠,更非唐代初年所应有。盗出国外传世本,时代且更晚。定为张萱名迹,实赏玩家以耳代目,人云亦云,殊不足信。”可见《唐后图》因“衬衣外露”是宋代制度,因此他所见的那一本最早是宋人作,绝非唐张萱作。又知他所见到的“《唐后图》”不只一本,而“盗出国外传世本”,说的即是2013年在法国高价拍出的《唐后图》,现为“一粟山房”收藏(简称“一粟山房本”)。

究竟有几本“《唐后图》”呢?北宋《宣和画谱》记载张萱有《唐后行从图》,但今早已不传。直到清代,吴升的《大观录》记:“张萱《唐后行从》画,黄绢幅半,高五尺五寸,阔二尺五寸,车舆骑从连后共二十七人,面貌妍古,得冕旒秀发,旌旆飞扬之概。设色轻淡,绿竹二丛,枯树映带,并臻高妙,历代珍赏,宋印甚佳。”与之对比,一粟山房本尺寸不同(一粟山房本纵180cm、横100cm,吴升所记为纵187cm、横85cm),人数不符(一粟山房本实为29人),亦无“宋印”,且图中为墨竹而非绿竹,也没有所谓的车、马和舆。可见吴升记的“《唐后图》”,绝非一粟山房本。

清代安岐《墨缘汇观录》又记:“唐后行从图。绢本立轴,人物着色,竹树用墨,上角有明昌御玺。” 一粟山房本的上部曾被裁割,查阅日本株式会社龙文书局1945年出版的《中国名画集》第一册,有此图的完整照片,但照片显示图上并无所谓的“明昌御玺”,仅正中有一方弘晓(1722—1778年,怡贤亲王爱新觉罗·胤祥第七子,袭怡亲王爵。)的“怡亲王宝”,且一粟山房本中的安岐藏印全是伪印,可知此本亦非安岐藏本,却被后人添伪印,从而附会为安岐本。

吴升本与安岐本,显然又非一本。由上可见,清代以来,至少流传着两本“《唐后图》”,至于沈从文所见的“旧传张萱绘《唐后行从图》”是吴升本还是安岐本,已不能得知。而“盗出国外传世本”显然就是2013年从法国小拍回流的这件“一粟山房本”,此本“时代且更晚”,已有文章详尽考证,证为明代坊间摹本,可信。

近代收藏“一粟山房本”者,即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他日记中记载,第一次见到此画是1931年,年仅17岁。张珩15岁时祖父张钧衡去世,张珩因是张乃骅独子,便分到两百万元巨额遗产,一跃成为富贵公子,许多文物贩子自然会投其所好,欺他年幼无知,高价向他兜售伪作。而张珩得到这件作品是1939年,叶叔重向张珩推销此图,欲换取张珩收藏的周昉《戏婴图》,张珩时年25岁。此图在张珩第一次见时依旧完整,而1939年再次见到时,却已被裁掉上部,导致上端的“明昌”印被裁去。前文已述,日本出版物中的图片显示画上端无明昌印,仅有一方“怡亲王宝”,且“明昌”如此重要的大印,必要保留下来还来不及,怎会轻易裁去?可见这完全是叶叔重的一派谎言,他就是要为了迎合安岐著录,抬高此图价值以便兜售。我们不可否认张珩卓越的鉴定能力,不可否认他在书画鉴定和文物事业上的巨大贡献,但当时的张珩不过才是一位17岁的少年,而鉴定书画需要有日积月累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很难相信一个17岁的少年能明了地洞察人情世故,也很难相信他在那时就能精准无误地鉴定一切书画的真伪!

还有人高举徐邦达先生的意见来吹捧此图。1940年张珩出示此图,徐邦达与其他友人同观,其时徐先生不过29岁。后来徐先生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讲课时,曾提到《唐后图》:“衣纹有方折,粗细顿挫不像早期的,构图则朴素,南宋以后巧妙了。此图色彩简单,着重用红的,朱砂、朱膘为主,也有粉、墨绿,可以相信是唐画,可定为张萱同时同派人画的。”这段言论过于简要,让人也心生疑窦、模棱两可。众所周知,唐画真迹凤毛麟角,即使是《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宫乐图》等,今天也争议不断。徐先生29岁时,看过多少唐画真迹呢?即使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对书画有更深入的认识,那二十年前年轻时看的作品,中年以后还能记得清楚吗?另外,徐先生很客观地说了“粗细顿挫不像早期的”,而《唐后图》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个“粗细顿挫”,这种粗率的顿挫,实际是受南宋以后折芦描、钉头鼠尾描画法的影响,更接近明带浙派率意恣肆的线条。而上文也已提及沈从文先生从服饰上鉴定原画最早是宋也不是唐,这一论据,是无论谁也反驳不了的吧?徐先生对书画鉴定的贡献也是十分重大的,但人无完人,有些许失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依旧瑕不掩瑜。

也有人引用启功先生言“《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无一伪品”来证明“一粟山房本”即张萱真迹,这实在荒唐!启功先生亦是鉴定大家,而此言也不过是出于对张珩的敬重,也高度评价韫辉斋的藏品质量罢了。如果非要较真,《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真的无一伪品吗?实则那第一件周昉《戏婴图》,今就被大都会博物馆定为南宋人所作,绝非周昉真迹。启功先生也曾在《书画鉴定三议》讲,鉴定中有“世故人情”,有时候鉴定者并非限于认识,会“屈心”做出不正确、不公平的结论,还分了若干种情况,举出许多事例,可见这种“不说真话”、“打马虎眼”的事情在收藏鉴定圈里屡见不鲜。而张珩以传唐周昉《戏婴图》易得《唐后图》,显然是中了文物贩子的圈套,而作为其师友的吴湖帆、徐邦达、王季迁、启功等人,难道会随意随意拆穿,且斥《唐后图》为伪作吗?必然是也要顾全朋友情面,言语上附和,实则心知肚明。

以上所言,实非对几位老先生不敬,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让人高山仰止,更是今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但书画鉴定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作品本身,看其艺术水平的高低优劣,从作品出发,实事求是,才是科学严谨的客观态度。一粟山房本《唐后行从图》,艺术水平拙劣不堪,与元代佚名所作的人物画都难以相比,更谈不上与严谨的宋画、高古的唐画相提并论了。而有些人动不动就把张葱玉、徐邦达等鉴定大家抬出来唬人、压人,其本质就是要指鹿为马、变黑为白,从而谋取暴利,这是旧时代掮客们惯用的熟练手法,可谓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恶劣行为,需要引起收藏界的高度警惕!

综上可见,“《唐后行从图》”版本众多,《宣和画谱》著录本很可能是张萱真迹(第1本),但其后并不见记载,可知早已不传世。而清代吴升《大观录》(第2本)和安岐《墨缘汇观录》(第3本)著录的两本,并非一本,也不是今“一粟山房本”,但因记载有“宋印”和“明昌印”,必然比“一粟山房本”更可靠。而沈先生所见的原作(第4本),或许是吴升本,或许是安岐本,已不得而知。今“一粟山房本”(第5本)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言“时代且更晚”,画法十分拙劣,完全是明代中后期坊间临摹的产物。如果沈从文本(第4本)尚存人世,又能公诸于众的话,必然能解决许多疑问,更能揭露“一粟山房本”被某些人奉为国宝的虚伪和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