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师杨飞：零论文讲师的“呐喊”

这是一位普通大学讲师的一次“呐喊”。 10月4日,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杨飞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致工管院的朋友们及湖南大学教研同仁的一封信》,对自己3个 月前被从讲师调岗为图书馆管理员做了详尽的解释,并痛陈了当前学术论文发表需花钱购买、学术造假和抄袭等种种弊端。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默默无闻当了11年大学讲师的“理想主义者”,迅速成了这个热点话题的核心人物。 直到如今,杨飞也并未前往图书馆报到。在他看来,不管是走还是留,他所要做的,还是对自己理念的坚持,以及“总得有人出来呐喊”。记者陈伟斌

“都是为学生服务”

对于杨飞来说,湖南大学人事处的突然“约见”,确实让他有点缺乏心理准备。

暑假刚开始不久,还在为下一学期备课的杨飞接到学校人事处的通知,让他去一趟。虽然早知自己有着“业绩硬伤”,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人事处即将通知他的消息是一则实实在在的调岗通知——从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的岗位上,调到学校图书馆转任管理员。

接到通知后,杨飞以“很生气”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但人事处态度却一直很好,以至于他也不好意思过多表现自己的不满,“他们告诉我,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为学生服务。”

此次湖南大学2000多名教师中,共有7人被转岗,杨飞不仅是这七分之一,也是工商管理学院130位老师中唯一被转岗的。按照杨飞一些同事隐晦言辞的理解,这是给工商管理学院丢脸的事儿。

而对于杨飞的转岗,湖南大学校方的回应是: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整。校方称,除无学术论文发表这一“硬伤”外,杨飞在教学方面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因此学校决定将他转到更适合的岗位工作。

事实上,杨飞是个不折不扣的海归。但2002年在新加坡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时,一开始他并没选择进入高校教学。从杨飞的人生履历中来看,那年确是一个转折点,用他的一句玩笑话说,那时的海归还值点钱。

杨飞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学历和商业从业履历进入上海一家颇为出名的外国投行,当时对方给他开出的年薪是25万。可正忙乱于处理家事的他,突然期望能过上安静的生活。此前,杨飞的父亲在湖南大学教政治,母亲则在中南大学教高数。于是,赴湖南大学教学,成了他最理想的选择,“湖南大学当时给的工资整个加起来,就5万来块钱。现在我是同学里收入最低的,大家聚会,他们从不让我买单。”

进入湖南大学后,他很快适应了教学环境和节奏。除了发表论文这条最终导致他被调岗的“业绩硬伤”。“2002年离开企业界来到湖南大学教书后,这十多年没有公开印刷发表过任何科研论文,也没有申报任何级别的科研项目。”杨飞觉得,科研是一回事儿,教学又是另一回事儿,他承认如果按学校的标准说自己的科研工作不合格,确实“名至实归”,“但不发表论文不等于我没干科研,另一方面,我的课也比较受学生欢迎,还经常有其他专业来蹭课的。”

杨飞在那封公开信里也提及,自己之所以不去期刊发表论文,则还是因为他自己的“三个凡是”原则——凡是行贿受贿的事,再小也不能干;凡是不属于自己应得的钱财,一分钱也不能拿;凡是没有流传价值的东西,再短也不应该印刷出来。

此外,导致其放弃发表论文也是因为他曾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如今,他用“内容及写作手法都极显幼稚、恨不得就地销毁”来评价此书,“所以我决定退休前不再印刷出版任何作品,以免将来再次后悔。”

不过,不管杨飞再怎么不满,调岗已是事实。整个暑假,每逢见到同事朋友,都会被问一句这事儿,而一遍遍的解释也已让他有些厌倦。

时隔近三个月,杨飞并未去图书馆报到,面对不断询问他转岗原因的亲友,10月4日,他用一条长微博回复了所有疑问,而这篇《致工管院的朋友们及湖南大学教研同仁的一封信》,也随即成为网友们转载和热议的话题。

“高校混混”的底线

事实上,今年3月,学院领导就提醒他赶紧在5月前发篇论文,并告诉他如果不发,可能会丢了饭碗。按照湖南大学现行的规定,学校对于讲师的科研任务要求很低,两年发表一篇论文便可,而且对期刊等级没有要求,“理论上说,就算在《读者》或任何野鸡杂志发表都行。”

据杨飞说,在国内二流杂志上发一篇论文,只需要作者给相关杂志放一些“版面费”即可,这对于很多高校教师,甚至学生来说,都不是件难事。对于科研不合格意味着饭碗不保的后果,杨飞亦知其严重性,“作为一个10多年来战斗在管理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学第一线的任课老师,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来,最后导致下岗,很多同事觉得不可思议。”

杨飞看来,其实每个高校都有那么几个不发论文、只埋头教书的“刺头”“另类”“高校混混”,包括他所在的湖南大学,“但实际上这些人才是真正想要做学术的。”他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归纳进了这个群体之中,他觉得自己只是不愿花钱去买版面发论文,那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对学术的侮辱。“我的《国际金融》讲义已长达十万字,本身就是一本书稿。自己虽然没有发表论文,但在低碳经济学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数篇论文成果在其网站和微博上公布。”但他一直未与校方就此沟通,即便这可能会让校方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当然,杨飞也并非没有尝试过发表论文。

就在院方通知他若是今年5月前不发表论文即有可能导致岗位不保的情况下,杨飞也曾联系过数家杂志社,希望将自己两篇有关低碳经济研究的论文发表,对方也都称没问题,“但还是老规矩,都得先交版面费,从一千到数千不等,因为我要在两个月之内发表,加急还得另外加钱,甚至还有编辑还暗示他给编辑个人一些好处费。”

杨飞将这种行为称之为“不折不扣的索贿受贿”。“千言万语总结成一句话:要发论文,没钱免谈。”这种态度让同事对他非常担忧,尽管一再向他暗示发论文得交钱已是明规则。“给钱就办,这就是现在很多学术期刊的办刊现状。”他觉得这好比自己做买卖,卖东西给别人却还得给买家倒贴钱,“合情合理么?”

除了不花钱发论文的这条底线,杨飞的另一份坚持依据则来自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0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明文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供稿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此外,2002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 和2005年颁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也都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任何单位都不得‘约稿收费’、出租出卖版面。”

于是,正当别人致力于各种评比与论文发表时,杨飞依旧是以一个普通讲师的身份,在湖南大学的讲台上站了11年,直到今年7月,湖南大学人事处通知他调岗。

“呐喊”

“我没想到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致工管院的朋友们及湖南大学教研同仁的一封信》在网络上的热传,作者杨飞自然也成了核心人物,有不少网友甚至将其称为“高校论文潜规则的抗争者”。

只不过这个名号,杨飞似乎并不敢去接受。对他而言,目前的状况无非就是“总得有人出来呐喊”。那封公开信,便含此意。“每个人都在抱怨行贿受贿,但一涉及自己的利益,基本没人敢站出来说不,这就是现状。”杨飞觉得,金钱与学术赤裸裸的交易,会吞噬国家财政,加剧学术腐败,败坏社会风气,这也是他之所以“呐喊”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也照此推论开玩笑说,若是人文社科类研究是靠钱堆出来的,那么阿拉伯酋长和山西煤老板早就是全世界最有学术的人了。

不过让他真正担心的事情也正在不断发生。“现在的校园里,到处都是代办论文的广告,已经泛滥成灾。”杨飞经常在学校的大树上、打印社门口、停车场甚至教员休息室和老师们的电子邮箱里,看到类似“版面费”、“加急费”、“增刊费”等收费名目的广告,这让他意识到学术论文的发表早已形成了一条黑色生产线,“学校打印社小妹都很热心地介绍这些诚信期刊,甚至包开发票!少数期刊编辑和论文贩子掌握了大多数高校师生的命运,这不是个笑话么?”

实际上,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存在,并不只是引起了杨飞的关注。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就曾于2010年1月对此作过相应的研究,并得出结果称我国买卖论文已经成为产业,销售额达到10亿元。

杨飞也曾在课堂上和学生们提及过这个问题,他不支持学生们花钱出论文,但假使学生们那么做,他也不会去阻拦。在他眼里,这更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他希望能以自己的坚守影响他人的学术决定,可不会强迫。

同样的,杨飞并不愿意将对此次风波的谴责与湖南大学挂钩太多,他觉得归根到底还各种各样的高校评价体制和项目审批,导致了权利寻租,诱使很多人都落入了体制性圈套。“当然,我也理解同行们花钱发论文的做法。”杨飞觉得,在目前的科研考核机制下,这种考核机制直接关系着每个家庭的生计,“我还单身,没这方面顾虑,所以可能也对物质经济上的要求少一点。”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搞学问不是为了发财,人更是需要有点理想。“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讲师张益唐先生年届六旬,默默教学几十年,没发表什么论文,只是普通讲师,但今年5月在《数学年刊》发表了论文,并被《Nature》杂志报道,还被丘成桐教授邀请前往哈佛做讲座,做学问就是要淡泊名利。”——杨飞承认,在国外留学那几年,受到国外高校相对公开透明的机制影响,自己确实很难接受国内高校花钱发论文的现实,而他自己性格中,“也终究还是有理想主义成分。”至于未来是走是留,他所要做的,还是对自己这份理念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