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美容的野蛮生长与行业之困

2019年，中国纯医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两千亿，近五年平均增速约30%。资本逐利纷纷入局，盯紧了这个潜在的万亿市场。

“资本方或者社会非资本，它们看到的是’一个双眼皮几元钱的缝合线，就能够收入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个鼻整形最多两三千的假体，就能收入几万甚至几十万’。”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科刘林嶓教授、成都懿和唯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原四川西婵整形美容医院创始人院长蒲兴旺、晏国富医生、西南电器医疗美容仪器研究所总工程师曾令喜透露，因为法律规章的不健全，医美及美容行业存在大量灰色地带。“在没有规范上税和合理监管的情况下，其中的利润可想而知。”

实际上，经历过短暂的规范整顿，医美行业自始至今大多处于野蛮生长状态。

医美诞生与行业加速的前二十年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和健康成为人们的普遍需求，美容业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最新引进美容院这一新生事物，吸引着爱美女性蜂拥而至。那个时候，美容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学历却拥有发家致富理念的年轻女性，他们凭着敏锐的直觉，迅速将美容院开到全国各地，服务内容基本上就是简单的面部清洁和皮肤护理。需求简单，满足需求也简单，液体硅胶注射隆鼻就在这种背景下被滥用。

1984年，高景恒教授创建辽宁省人民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同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八大处）整形外科医院创始人宋儒耀教授、庄洪兴教授的支持下，方彰林教授创建北京黄寺美容外科医院，成为医疗美容业专业化、专科化的起点和标志。

1988年，由邱琳枝教授、彭庆星教授主编的《医学美学》面世，高景恒教授所著的国内第一本《实用美容手术》也相继出版，真正标志着中国美容业进入了学术、学科、专业的发展轨道。

同年，高景恒教授、王冀耕教授在贵阳美容外科医院举办“第一期美容手术培训班”，标志着中国民营医疗美容起航。

进入90年代，全国各地民营美容医院、门诊部、诊所及公立医院里面民营承包美容科鳞次栉比。中国人仅仅只用了二十多年，在医美建设的方方面面就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国家近百年的历程。

然而，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时期，又是中国医美业的至暗时刻。

法律法规的缺失，让医美业混乱不堪。美容从业人员没有准入门槛，美容手术场地没有专业界定，美容用品、用具、耗材没有标准规范，服务项目没有明文限制等。在这种大环境下，公立机构的专家教授、医生，面对非医学人员在医美市场对金钱和健康的“疯狂”掠夺，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却又无可奈何，所以绝大多数只能以歧视对待，嗤之以鼻，这就导致了行业里公立歧视民营的局面。

因为无法可依，行政管理部门只能采取“堵”的办法，把美容院与按摩店、桑拿、夜总会纳入一道管理，所以才出现了美容院需要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的荒唐历史。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90年代，规模大、税收多的行业和企业受到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扶持，而医美及整个美容业规模都不大，且不主动缴税，各个机构的收入都比较隐蔽，管理部门无从取证，错以为这个行业没有或少有税收。而随着消费投诉纠纷的增加，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对美容行业的负面印象和口碑。

“19号令”与行业相对规范的十年

步入千禧年，考虑到行业要规范发展，必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被誉为中国美容医学教父的彭庆星教授及诸多老一辈教授多年奔走呼告，终于促成了一系列法规、规范的出台。

2001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医疗美容管理调研会”上，定稿了迄今为止医疗美容唯一的一部法规“19号令”——《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为了引导中国美容业健康发展，彭庆星教授还率先提出中国美容业既不能忽略更不能歧视民营机构。鉴于法规的可操作性、前瞻性，在“19号令”定稿的过程中，彭庆星教授专门邀请了民营机构的代表——当时还在贵阳的蒲兴旺院长和长沙的张延健医生参与。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和独到眼光。如今，民营机构无论是数量、从业人员、还是GDP都是国有机构不可同日而语的。

“19号令”最大的意义在于对医疗美容进行了明确界定，遏制了非医疗机构、非医美从业人员进行的侵入性美容操作，让美容院、会所、酒店、家庭内曾经肆无忌惮的侵入性美容操作有了很大收敛，极大的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健康。

随着国家《执业医师法》等相关医、药、植入材料、设备器械、化妆品等法律法规颁布落实，行政管理部门有法可依，监管力度随之加强。加上当时没有全面放开医疗美容机构的申办，医美行业得到有效规范，进入良性发展的十年。

2005年，艾玉峰教授全职进入民营医美机构，成为我国医美发展的分水岭。艾教授进入民营医美机构着手学术、学科建设，真正以技术服务求美者，打破了民营医美医院重营销而忽视学术的局面，也减少了公立歧视民营的观念。由此，公立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逐渐进入民营机构，保证了民营医美机构在有学术、技术作为基础保障前提下，充分发挥其营销优势，得到快速长足发展。

互联网时代乱象尤生，行业立法刻不容缓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美容营销变得愈发疯狂，美容资讯满天飞，求美者无所适从。任何资历的医生都可以包装成美容业的“大咖”、“大V”，任何医疗美容手术项目都可以包装出“高大上”的名字。蒲兴旺院长透露，当年他们培养的美容医生，必须在医学院校毕业后有三年以上的医助经历，而现在大部分美容机构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了。

在这样一个“颜值经济”盛行的时代，美容人群，特别是医美消费群体急剧增长。加上曾经被列入医疗规划的医美行业全面放开，只要符合“19号令”的标准都可以办理医美机构，社会资本和非资本大量涌入美容业。投资人为了赢利，穷尽一切营销手段，包括卖保险模式、金融模式、传销直销模式，整个美容市场被搅得天翻地覆。据了解，原本认认真真做医美的几家知名连锁机构均于2019年裁员百分之二十以上。

自2012年“19号令”颁布实施已有18年，医美机构在医疗范畴的相关软硬件上基本比较规范，但却仍然存在诸多监管盲区。尤其在税务方面，由于美容机构，无论是医疗美容还是生活美容机构，真正想做大做强当成事业发展的不多，绝大部分都以短期盈利赚钱为目的，导致收入不透明，税务部门难以得到真实的收入情况，成为税务监管盲区。美容业的GDP保守估计早已经破万亿，但是行业整体税收少得完全无法匹配。这就是国家对这个行业看不到税收而不重视的基本原因。

如此庞大的一个行业，仅仅只靠“19号令”一个行业法规是不可能真正规范的。有且只有建立《美容业专法》，由国家层面组织起草，激励遵纪守法经营者，打击偷税漏税、非法行医、超范围服务者，才能遏制行业的不正之风。

不过由于美容消费涵盖人群非常广泛，美容经营者所涉及面太广，收费隐蔽性过大，单凭传统的立法方法，可能难以真正起到作用。蒲兴旺院长对此问题有独到建议：立法的关键在于以税收作为切入点，实现美容消费的专税制度，也就是消费返税，反向促进消费源头的消费金额、消费项目全部暴露于阳光之下。消费者只要凭真实的消费信息，就可以在消费所在地申报消费退税，这样一来，机构是不是正规上税一清二楚，税务部门对偷税漏税机构予以严查严打，很快会堵住税务漏洞，带来美容行业税收巨幅增长。

诚如蒲兴旺院长所言，如果税收漏洞能够堵住，行业内都能够遵纪守法经营，让不法经营者无立足之地，行业自律自然形成。一旦行业竞争实现良性化，立志于把美容业当成事业的大机构，无疑就要启动研究研发、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而那些宗师级前辈们，从公立退休下来，还可以在民营继续发挥他们的巨大能量，那么中国的美容业就能根深叶茂，真正迎来规范健康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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