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户买二手奥迪A6后索赔百万 弹个车陷恶意维权困扰？

消费者正当权益受损，积极维权天经地义。但维权要合理合情合法，买卖双方共同打造和谐的市场环境。消费者维权，是因为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侵害。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些年以维权为幌子，向卖方漫天要价，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过度维权、恶意维权案例不断出现，严重损害卖方利益，扰乱市场秩序。本文剖析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案例。重庆消费者梁先生从线下实体店购买了一辆二手奥迪A6，随后以三倍价格索赔，要求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方弹个车赔偿100万元，没有达到目的，就一直利用网络对弹个车抹黑式“维权”，让弹个车苦不堪言。

这是从事汽车经销的娄晴(化名)遭遇到的一例恶意维权案例。2018年8月底，重庆的梁先生与当地一家车商签署二手车销售合同，购买一辆奥迪A6。梁先生与弹个车签署协议，获得融资租赁资金服务。本次交易的车源来自于重庆车商，但是交易过后不久，梁先生以弹个车服务有瑕疵为由，按总车款3倍索赔100万元。为达到向弹个车施压索赔目的，梁先生几乎每天在微博、脉脉上复制粘贴数十条，甚至上百条投诉信息，也拒绝通过正当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娄晴说：“弹个车的品牌声誉都被他搞坏了。”

据悉，梁先生提车后不久，就以事故车、里程问题、车辆配置等原因向弹个车发起投诉。接到投诉后，弹个车积极跟进处理。经查，发现梁先生与车商在下单当日(2018年8月30日)对里程问题进行了确认，签署了补充协议，确认以车辆里程表显示实际里程数为成交里程。就梁先生提出的车辆配置问题，调查发现车商自行提高了车辆配置，加装有真皮座椅和倒车影像，在向弹个车平台提交车型类别时选择了与车型价值相符的较高配置，以便使销售价格匹配对应金融方案。关于事故车问题，经向车商核实，梁先生在提车日(2018年9月1日)，与车商一同前往当地4S店对该车进行了相应检测，在车商处签字确认了实际车况，车商还向梁先生支付了34500元作为补偿款，梁先生认可车况并确认购买。车商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单截图给弹个车作为证明。

在接到梁先生反馈情况后，作为平台运营主体的弹个车当即表示愿意承担对车商的监管责任，拿出对消费者先予解决后再向车商追偿的方案，具体方案为客户无责退车，付过的钱全退，并再额外补偿首付款金额3万多元。此解决方案于2018年11月给到梁先生，但被拒绝。

其后，弹个车一直与梁先生沟通协商，希望早点解决问题。但梁先生一直拒绝与弹个车沟通协商，咬定索赔100万元作为唯一条件。

在索要百万巨额赔偿金未果的情况下，梁先生组建了所谓维权群，以“买一赔三”为幌子，怂恿群员不断向媒体及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群体上访。进入该群的一位湖南用户反馈，该群群员多为合同逾期未及时还款客户，梁先生曾经2次带头起诉弹个车，以维权为名义在群内收钱作为他自己的差旅费，但最终又不敢面对诉讼结果，以自行撤诉方式结案。

关于这次交易，其实甲方乙方应是梁先生与车商，弹个车只为其提供资金服务。这个案件，类似甲乙签约买房，银行为买家提供资金服务，可买家却由于房屋质量等问题发生争执时找银行“维权”。弹个车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梁先生不借助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梁先生知道借助法律途径，胜算很渺茫，索赔100万元的诉求难以得到法律支持。这种案例有很多。据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10月19日至2018年9月18日，上海法院系统1061篇汽车融资租赁相关裁判文书显示，90%以上是由于承租人支付了首期租金及部分租金后，未能继续向出租人即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引发诉讼。在纠纷进入法律途径后，接近9成的诉讼结果都是融资租赁公司的诉求得到法院支持，消费者一审败诉，而且上诉比例不到2%。在《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定性、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清晰界定的前提下，法院支持融资租赁公司的大部分诉请，在承租人根本违约的前提下一般都会判令融资租赁合同解除，返还租赁车辆，消费者支付租金、滞纳金及赔偿损失。因此，一旦进入法律程序，过度维权往往“赔了夫人又折兵”。梁先生寄望于另辟蹊径，通过绑架企业品牌声誉的方式，来实现索赔100万的诉求目的。看来，梁先生是个精明人，知道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口碑声誉比黄金还重要。

这是一起典型的过度维权或者说恶意维权的例子。其实，维权与过度维权、恶意维权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以净化市场、维护合法权益为目的;后者以“维权”之名，索“私利”之实，是“变了味”的维权。这种维权往往扰乱了市场秩序，让各方都陷于被动：市场监督方和媒体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调查，浪费公共资源;无论事实真相如何，企业声誉都要严重受损;事实弄清楚后，恶意维权方往往难以得偿所愿。

事实上，维权应该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当合法权益，一方面也要维护商家的正当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今年的市场环境与往年不一样，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很有必要“凝聚你我力量”，营造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既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厂商家正当利益。当下环境下，既要防疫，又要让企业顺利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经济秩序，两者不可偏废。(曾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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